火药爆炸引发世界文明变迁

中世纪的瓦解和新世纪的诞生，都伴随着火药的爆炸声。火药武器在中国宋朝发明。战争中传到了边缘区的金、辽、夏以及蒙古。蒙古人在漫长的西征路上，通过扩张传到了伊斯兰教国家，最后落到西欧。从此火药以其轰轰烈烈的面目，演示了一幅幅光与热交织的文明变迁图。

欧洲人虽然陆陆续续开设了火药厂，但真正让他们认识到火药的厉害，并致力于火器的研究则是在15世纪中叶以后，奥斯曼土耳其用火炮摧毁了拜占庭帝国的城墙———也摧毁了对欧洲人来说是阻挡来自亚洲的强大攻势的屏障。半世纪后，奥斯曼帝国就推进到了欧洲中部的维也纳，与统治西南欧的伊斯兰教遥相呼应，使欧洲感到了处于异族战略包围中的生存威胁。不过，地缘政治的压力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挤压出了一个纵横十六世纪的西班牙来。

地缘政治突变刺激了欧洲社会的一系列变革，一系列由技术革新尤其是火器的改进以及印刷术的运用引发的变革。那种中世纪贵族、骑士的悠闲很快被海盗式的粗豪、血腥所替代。他们开始感到没有统一的失落，内部的斗争更加激烈了，虽然这时候的斗争还只是王朝性质的，斗争的目标也仅是对古罗马帝国的恢复，但斗争的武器有了变化———很小的、却很重要的变化。人文主义思想作为武器开始令欧洲人有了自信心，首先是个体、最终是整体的自信。

生产力已提高———商业的繁荣引发商业阶层的出现；城市自治使城市化步伐加快；技术方面的革新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有这些使欧洲社会蕴含着巨大的潜力。虽然它看起来还粗陋不堪，未加雕琢，正是这种文化的粗豪逼得其他如中华、拜占庭、阿拉伯等成熟、但已失去活力的文明变得黯然。它的这些巨大潜力的迸发，很大程度上是由火器的改进开始的。

科学技术的发明向来先在军事领域开始。因为任何王朝关心军事力量的增长，超过了其他领域，许多技工、发明家都将精力转向这方面。人们在达·芬奇的笔记中就看到一种机关枪、火炮的草图。装备方面的技术革新引发了军事革命。欧洲人在学习了中国人传来的大炮后，也开始铸枪造炮。当时步兵使用的武器是火药枪和滑镗枪，十六世纪发明了轮枪机和燧发枪。由于欧洲人的革新，大大提高了大炮的火力和机动性。

技术的发展也有助于欧洲对外扩张。600吨到800吨的圆体帆船，代替了150吨到200吨的长型单层甲板帆船。比这更重要的是，由中国发明的指南针，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使远洋航海成为可能。与指南针一道，船尾舵由中国传到欧洲，迅速代替了陈旧的、低效率的边舵。伴随这些技术改进的是船上军事装备的革新。德国人发明了一种铸炮技术，一种较小的铜炮开始装备在船舷上，新火炮能发射重达50－60磅的铁丸，因而能击毁300码射程内的船体。海战为之而变，由占领敌船的肉搏战变成了舷炮齐射的炮战。对军舰也重新予以设计，很快每艘军舰平均能架置40门炮。正是这些技术上的优势使欧洲人海上探险大获成功。

技术进步还表现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方面。在葡萄牙人改进了阿拉伯人的三角帆索具，使船能够更直接地逆风航行之后，一种新的坚固的、船壳略呈圆形的三桅全天候帆船问世了。它更经济，同时也使得船的规模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便，战斗力更增强了。由于战争的性质变化了，火器使中世纪的生活方式改变了。铸造枪炮需要更多的生铁、铜和钢，反过来刺激了冶金和铸造技术的进步。这样一来，工业、手工业的专业化分工大为加强，并相应刺激了这些领域的生产。

火器的改进使战术进入了它的技术阶段。个人的英勇敌不过机械的技术，谁能使用比较优越的兵器，谁就是可怕的敌人。诚如西方军事学家富勒说的：火药的使用，使所有的人变得一样高，战争平等化了。

伴随军事技术改进的是军事组织的改革。在中古时期，军队主要是雇佣军，其费用昂贵且本身也富有危险性。当雇佣军不再受雇或经常得不到薪饷时，他们便会四处抢掠。马基雅维里很早就建议有志于有所作为的君主应建立一支常备军。1445年，法国查理七世发布贡巴涅敕令，建立了一支12000人的常备军队，这支极富战斗力的军队结束了英法百年战争。渐渐地，常备军取代了雇佣军。军事领域的革命，使得战争更为残酷，但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人及其组织而非战争工具。变革纵深展开，深入到政治领域，各个国家都迫切地渴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站出来，尤其是权威十足的君王担负这一切。因为战争工具的改进，使得战争规模扩大了，确切来说，需要更大更完善的经济体系支持。制度的变革，首先在财政制度上发生。堂·吉诃德成为没落的征象———与城堡、盔甲及骑士一道让位于火炮、战舰和火枪手同时，市场经济的出现使得各部门、各地区渴望出现一个统一国家，以减少关税和贸易壁垒。

通过国王与城市工商阶层的非正式联盟，封建领主的权力缩小了，庄园经济消失了。这样能有效地将商业发展所需要的路线置于保护之下的政治单位出现了，君主制的民族国家在欧洲成为纷起仿尤的对象。在法国和西班牙，君主制逐渐取代了代议制机构的权力，发展了一套税收制度，这套制度导致了生产性经济活动的上升。

军事革命引发的一系列更为激烈的军事竞争随着民族国家的登台，在政治领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观念性变化。这一变化发展虽很慢，但终成为西欧政治的核心组成：国家利益。与王朝战争、宗教战争不同，民族国家间的战争，又是一场政治动员课，在每个阶层、每个领域，国家意识深入人心。围绕这一观念，民族共同体逐渐形成。而中世纪残余在人们大脑底层的帝国观念，差不多消失了。国家利益以及被其推动的战争，则成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前150年欧洲战争或隐或现的特征。国际间的交往变成马基雅维里式的，宗教的、道德的面纱逐渐揭去了。

竞争中的民族国家，面对持续的财政需求，很快发现，生存需要的岁入越来越大，这些岁入只能由新的来源提供。那些有效解决了其财政问题的政治单位得以存在下去，而相对无效的政治单位则被对手吞并。民族国家的出现及对一些制度的创建及完善，使其完成地理区扩大有了财政支持。这些制度支持能带来多大的财政支持以及财源是否持久，决定于这些制度能否完善。当然，这面双刃剑最终也使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成为经常。这些政府出于战争的需要及对财政收入的迫切，致使一些制度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因此，早先崛起的法国、英国等王权集中的国家最后爆发了旨在压制王权的革命，使得制度与经济出现新的调适。西班牙则由于未发生这种制度变革，在历史上的地位最终无足轻重了。

就这样，从中国传来的火器导致军事方面的革命，尔后引发相应的政治以及经济组织的变革，成为后来欧洲社会革命的先声。这一切发生在中世纪结束之后，但仍带有中世纪的某些特征。

一直处于政治多元状态的欧洲，地缘政治的压力和冲动迫使它们改进武器装备———这一点颇似火器发明的初期，宋、金、元由于战争的需要有过相当大的改进，但这种改进在统一国家之后就消失了。战国时期的欧洲，200多年间战争频繁，而随着对外扩张的需要，这种武器改进的步伐只快不慢。一次大战飞机的出现、二次大战核武器的出现，则是另外两次军事革命。但它们的影响都无法与火炮的推广相比。